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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多术语和甲骨卜辞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类似的。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

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上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到底《易经》的精神是什么：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

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礼的精神与制度，一定要根据于天，效法于地，取法度于鬼神，而贯穿在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活动之中。

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启发了诸多古代思想家。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二、小康之世要靠礼来治理 既然小康才是现实社会，那么《礼运》作者集中讨论的是小康社会的治理问题。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

因此，阴谋诡计不能得逞，盗窃和乱臣不会产生，外出不用关门，这就是大同社会。前者指礼是用来治国理政的，是最佳良方。

圣人把礼明示给人民，天下国家能得到正确的治理，小康之世尤要靠礼来治理。国君则顺应天时地利，因地制宜，尊师重道，实施人伦教化。还用礼义为纲纪，以礼来端正君臣名分，笃厚父子关系，和睦兄弟情谊，调和夫妇感情。[2]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

天时、地财、亲生、师教，是人们生存的主客观条件，而君的调节十分重要。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礼制的运行及以礼来治理人情、社会的意义。这里肯定了礼的终极根据。

祭祀五祀，从而整飭各种规则。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继又肯定国政的根据在于天、天道与天理。制礼而不源本于义，就好比耕地而不下种;有了义而不进行讲解教育，就好比下种而不除草;有了讲解教育而不和仁爱结合，就好比虽然除草而不去收获;和仁爱结合了而不备乐置酒犒劳农夫，就好比虽然颗粒归仓而不让食用;备乐置酒犒劳农夫了而没有达到自然而然的境界，就好比饭也吃了但身体却不强健。所谓人义，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因此，治理小康社会最好的方式是礼治。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礼运》作者正视现实的社会与现实的人的两重性，为治理社会、调节人之心性情，想到的是运用礼与礼制或礼治。

[3]我们取任铭善、王锷说。礼俗的败坏，法律的动摇，不能安定社会秩序，致使人心涣散，这就是病国。

这是说，现在，大道已隐没消逝了，天下变成为一家所私有，每个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子女，货物与劳动都是为了自己。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在天人合一理念下，天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而从生物而言，天、地往往须并举，且很多时候举天即统摄着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天地是生态系统中一切价值的源头。孔子回答了言偃的两问。

礼与仁、义、乐、顺的关系。在国都中祭祀社神，用以歌颂大地的养育之功。孔子参加了鲁国于周历十二月举行的合祭百神的蜡（音乍）祭，祭礼结束后，出来在门阙的楼观上游览，不觉发出叹息之声。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太一分离而为天地，转化为阴阳，变动为四时。

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2]王锷认为，《礼运》全篇是孔子与子游探讨礼制的文字，主体部分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于战国初期，在流传过程中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言，又经后人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

《礼运》约4千字，主要探讨理想的大同社会与现实的小康社会，以及因小康社会而有了礼与礼制的必要。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人间秩序的根据在上天的意志。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

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作者肯定，礼的真实的内涵，礼的本质，是礼的生活实践中包含的仁、义、敬、让、孝、慈、忠、信等等德目。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以著其义，以考（成也）其信，著有过，刑（则也）仁讲让，示民有常。

所以，权谋由此而生，战事由此兴起。这一篇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描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的社会理想，就是中国的理想国，也是历代中国人的中国梦。